曾經天真的電影世界，因為二戰帶入黑暗深淵之中，那二戰之後又有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改變電影人，或者敘事方式，例如越戰發生下的美國電影，或者為爭取獨立，舉起反殖旗幟的第三世界.
我們又如何去描述這些世界？是不是只有一種講述方式？是不是只有娛樂化，奇觀化的視聽形式，才可以將戰爭最殘忍一面刺激觀眾？看得我異常不安的，就算電影穿插了真實人物的紀錄訪問，又借助動畫重現也好，也隱藏不了背後那一套美國電影的敘事模式，最戲劇性的情節帶出關鍵時刻的重要，極煽情地對年輕生命離開的無奈，還有最後一定要借助充滿正能量的文字來交代主角往後人生，形式與故事的政治性背道而馳，一位一生反美，努力將第三世界的聲音帶到西方的記者，竟然是以美國電影中的大英雄視覺來講述，這不是一種諷刺和不尊重？還是你想記者從棺材彈出來找你這班創作者算帳？
五十年代初，民营电影公司出品的优秀影片虽然在观众中获得了好口碑，但大多都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与保护，从本片就能看出不少端倪.
在“革命浪漫主义”的口号下，歌颂和赞美成了当时的银幕主题，电影的政治与说教功能被无限利用，“而认知、娱乐、审美等功能则退居到了可有可无的角落里”，国营电影开始偏离现实主义道路.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更凸显出本片的独特，在遵守“三反”和“三不反”的基础上，影片对舶来的蒙太奇手法运用自如，通过刻画“我”这个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，揭示了深层的社会根源，从故事到内核都与国营电影不同.
溯其源，《天地正气》继承的是四十年代的战后现实主义电影（尤其是《天地正气》）；往后看，影片鲜明的人文关怀与将主题改为背景、将人物推至台前的叙事方式又与第四代导演的作品相似，实属五十年代里的一个异类.
从小命硬的宋忠义被老师傅带进门成为了抬棺人，而在这个战场焦灼、生活日益艰苦的时期，百姓们背井离乡、颠沛流离，活下去，才是人民最大的奢求. 如今，已经很久没人找他抬棺了，直到遇到了死去的顾兰的尸体，宋忠义便重新出山开启了这场诡异离奇的抬棺之路. 在抬棺路上，宋忠义遭遇了纸扎人抬棺、棺妻杀人、女鬼索命、阴生子等种种灵异事件，以及现实中保长的为难、外敌的打击，都没能阻挡的了宋忠义将棺材送达的决心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