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舒群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去年舒群到北平时，也和田菲见过一面，可惜没有到田菲家里去做客。舒群关心地问我说：“田菲家里还剩下什么人？”
“现在，田菲家里剩下妈妈、姐姐、妻子，三个人全成了寡妇。”
我回答舒群的问题，是在向敌人进行一场控诉。
显然，南京也不是久恋之地，我和雷加又去了济南。在济南师范学校里，已经挂起了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。当时，于毅夫是东总唯一的地下党的领导人。此外，还有我、石光、孟述先、孙耕野几位工作人员。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宣传、动员，向抗日根据地输送革命青年。有一天，我正在给一位革命青年登记的时候，忽然从上海转来了十五元稿费。这使我十分感慨，如果我在北平能有这笔稿费做路费，大概李素月也能跟我一起跑出来。事有凑巧，雷加也为同样的事情找我商议。他说：“现在，抗战开始了，哪里都需要干部。我想给北平张殊写信，让她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