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约瑟在他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著作中探讨了墨家的推理形式。他认为，墨家所说的“效”字具有形式、模型、模式和模仿的意思。例如，在《墨经·小取》中就有关于“或”“假”“效”“辟”（同“譬”）“侔”“援”“推”七种具体的推理或推论方式：“‘或’也者不尽也。‘假者’今不然也。‘效’者为之法也。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。故中效则是也，不中效则非也，此‘效’也。‘譬’也者，举他物而以明之也。‘侔’也者比辞而俱行也。‘援’也者曰：‘子然，我奚独不可以然也？’‘推’也者，以其所不取之，同于其所取者，予之也。”[45]其中，“效者，为之法也”一句，按李约瑟的理解，当为模仿自然的方法，而且，如果这种模仿得当，那么对原因的推理（推断）也应当是正确的。因此，他认为，墨家之“效”就是一种“模式思维”（model-thinking）。他写道：“墨家关于‘模式思维’的这些辩论，与当代对科学‘模型’的逻辑的讨论中所进行的思考，特别是（虽然不是独一无二的）在那些较欠精密的学科中，其情况极其相似。这要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科学家关于具体模型在物理学思维中的作用的推测，而与专门使用数学符号表示相对立（如赫兹与麦克斯韦、卢瑟福与爱丁顿）。由此看来，墨子或其弟子的上述七条定义具有一种奇特的现代腔调。”[46]这一评论是很精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