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唐代史学作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第一步，不仅使我在学术上有了一个“立足点”，积累了一点治学的经验，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，而且因为研究所得是关于唐代史学的第一本论集，自然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。论集中的有些论文在发表之初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例如，《略谈〈隋书〉的史论》一文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后，引发了一些同行研究史论的热情；《唐代谱学简论》一文在《中国史研究》发表后，引发了隋唐史研究者的评论，认为此文对于认识唐代的士庶斗争具有参考价值；通过对杜佑《通典》的研究，把史学家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前至不晚于中晚唐时期的观点，也为一些同行所认同，等等。总之，关于唐代史学的研究，不仅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，也或多或少有补于关于唐代社会历史的研究。这对我来说，同样是一种鼓舞。
如果说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，是我重点研究唐代史学的十年，那么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，则是我摸索着追求中国史学史之“通”的十年。
从专注于唐代史学，到追求史学史的“通”，有这样几个原因。第一，是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。简单说来，唐代史学有源也有流，探其源而究其流，这是“通”的自然发展趋势。第二，当初决定研究唐代史学时，我也有一个模糊的想法，就是可以上下延伸，往上可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，往下可以探讨两宋史学。第三，是一个客观原因，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中心之一，有责任写出一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