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，任老师的《汉语红移》出版，老师来电话，说出版社要作者自己负责售书。我自然非常想帮忙，可是我所在的学校并没有很浓郁的纯文学氛围，最后一共就帮老师售出了30本书。老师一如既往挥手而过，一点也没有介意，但我心底十分惭愧，感觉十分对不住老师的嘱托。
心底还有一件难忘的回忆。那是在1999年，也是这样的秋天。任老师应邀到烟台，参加一个雕塑家朋友的作品研讨会。那时我刚到烟台师范学院工作一年，得知任老师来烟台，我很兴奋，去老师住的新闻中心招待所看望他，然后提出能否请老师为我校学生做一次讲座。任老师满口答应。那时，我们作为偏远半岛上的大学，很少有首都来的大家的讲座。当时的中文系领导得知这个机会，很重视，让我和教研室的老师动员组织学生，在北区的阶梯教室安排了一次讲座。本来我们都担心学生会对诗歌不感兴趣，可能到场人数少或者冷场。没想到，任老师非常投入的讲座，极大地感染了学生。老师讲得微微沁汗，很多学生听得满面红光。讲座后还有很多学生围住任老师请教，依依不舍。当时任老师也很快慰，讲座后还与我和同事们合了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