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255] 刘昫等：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七十九《柳璨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4469页。
[256] 《宋史·艺文志一》春秋类著录：“叶真《是国语》七卷”。
[257] 苏轼：《东坡续集》卷五《与江惇礼秀才》，《四部备要》第77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726页。
[258] 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一百八十一《虞集传》附《虞槃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4174页。
第五章 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——宋辽金史学
宋辽金时期（916—1279），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这个阶段史学的主要特点，是史家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更加趋于深化。其主要标志是忧患意识、会通意识、史学批评意识和历史认同意识都有明显的表现与发展。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在通史撰述、本朝史撰述、史论撰述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反映。会通意识主要反映在通史撰述方面，出现了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和郑樵的《通志》两部名作。由《资治通鉴》而又孳生出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，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和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是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成果。对当世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，是这个时期史学活动的突出特点之一，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李心传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徐梦莘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是这方面的巨制。史家对前朝史的改作和撰写，有《新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新五代史》三部“正史”。会要体史书有了突出的发展，内容上既有关于前朝的，也有关于本朝的。由于民族关系的纷繁、地方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中外交通的发展，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也多了起来。这时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，不论在勘误、考异、辨伪各项，在目录书的成果上，还是在金石、考古领域，都有令人瞩目的著作面世。两宋学人对史学批评有浓厚的兴趣，史学家、思想家、目录学家纷纷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，对推动史学和史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