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国旧制度官僚有压迫批判精神的办法，他们发现在人不敢说话的地方，批判精神的空间最小，但他们不知道谎言会到来。谎言有暴君的品性，虽能驱赶批判精神，却会复活人的野蛮本性。与此相反的图景是让人向往的，批判精神无处不在，锐利不狂暴，温和不怯懦，在批判精神面前，理性驱逐迷信后不敢重蹈迷信的覆辙，情感因受理性排挤变得沉郁，但在批判精神的帮助下，它会从沉郁转向深沉。语言中那些造作的腔调不见了，道貌岸然跑得远远的，一路上灰溜溜，匆忙中遗忘的道具被挂在现代展览馆里。善的国度有了坚实的城墙，在城墙外，恶还存在，不再招摇，不敢四处冲撞，在人性的荒野上沉淀为狂放的诗意，陪伴那些情感与理智一时失衡的流浪者。
批判的早期史符合福柯的论断，“第一个时代是回归圣经，它究竟写了什么？直到能够回答最简单的问题：圣经是真的吗？”1650年，加尔文派学者卡佩尔（Cappelle）出版《神圣批判》（Critica sacra），对比《旧约》的原文和译文，发现了翻译中的错讹。1678年，天主教徒西蒙（R. Simon）发表《旧约批判史》，也有这样的目的。关于圣经文献学的批评不只是挑战经院哲学，也是现代理性方法论的开端。18世纪，批判的方法已成体系，1751年马莱（Mallet）、达朗贝尔、马蒙泰尔为《百科全书》编写的词条“批判”（CRITIQUE）涉及全部知识领域。其中，文艺批判是复原古代文本，整理文献，解释图像，确定纪年法，对比不同文本，言之有据，追根溯源，消除误解；科学领域的批判倚重于实践，公正地辨别科学知识、艺术知识、工艺知识，敢于开拓新领域；对于抽象科学，在观念和实物、形而上学与几何学、道德学与物理学之间建立联系。[172]世俗历史批判注重史学家的性格和写作情境，根据原始文献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述，评判他们的推断是否合理、有没有探求真理的力量。“阅读历史时应该有这种精神，检验事实是否有足够的依据，分清具体的事与假设的事。”[173]《农业、商业和金融杂志》对此有所补充：避免抽象推理的误用，坚持从简单观念到复杂观念，探索原因之前首先确定事实，采纳合适的证据，允许公民有不同观点，公开辩难，“经过争论的问题才清楚明白，困难也就消除了”[174]。报纸上有双重批判的风格，那是对批判性话语的批判。《针对文学报与学者作品的无私批判》不满于《学者报》的编纂风格，“节选的文章肤浅，青睐优美有趣的作品，偏袒是它的第一动机”[175]。表面上，这是批判形式的扩展，实际上是批判精神的普及，一切都可以质疑，质疑本身也要受质疑。现代批判原则就此明确：认知—判断—批判—批判的批判。